在中国历史上，只有两个朝代不尊重有文化的人：一个是被野蛮蒙古统治的元朝，一个就是现在。
元朝统治中国以后，把人划分为十等：一官，二吏，三僧，四道，五医，六工，七匠，八娼，九儒，十丐。儒就是文化人，其社会地位仅排在第九位。位于娼妓之下、乞丐之上。
现在的中国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，分别是：
1、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；
2、从改革开放到现在；
这两个阶段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都很低下。

中国建国之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知识分子也成为改造对象。原本在民国时期非常有地位的知识分子，被排在了“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、坏人、右派、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”之后的第九位。
这就是“臭老九”的来历。
到了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国又迅速切换到了“重商主义”的状态，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指导之下，由于中国经济基础差、结构不完善，一旦发展起来必然进入野蛮生长状态。当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，胆识和运气确实比文化要重要，再高的文化也不如胆子大。所以那些大胆下海的生意人成了时代的弄潮儿。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就是这时产生的。而社会也都是把光环给了他们，直到现在，我们只要一提到某某某读过很多书，比较有文化，我们总报以鄙夷的眼光，甚至嗅到了一股穷酸味。笑贫不笑娼的民族劣根性被这个时代演绎的得意淋漓尽致。
要知道，中国自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来，选拔人才和官吏都是只凭“才华”的，怎么样看一个人是否有“才华”呢？一篇文章就足够。
所以古代的很多官吏，都写的一手好文章。我们读书时背诵过的很多经典文章，都是他们写出来的，比如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、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等等，白居易、苏东坡都是很有文才的大家。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，肯定做不出如此恢宏志气的文章。所以古代当官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，然后再想想现在这些官员们拿着手稿念诵的样子吧！
在古代，如果一个年轻人立志报国，他只需要刻苦攻读，然后参加科举考试，拿到次序就可以立刻上任。虽然科举制度有不完善的地方，但至少是一条上升通道。
而现在，如果一个年轻人立志报国，谁能告诉他该怎么办？
所以，中国并没有真正尊重过有文化的人，更没有给予他们施展理想的机会。
而就在建国前的民国时代，虽然时局动荡，但是有文化的人是有机会施展才华的。这一点仅仅从民国期间出了多少大师就可以看出来：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张大千、丰子恺、郭沫若、鲁迅、老舍、林语堂、茅盾、梁实秋、谢冰心、巴金、萧红、陈寅恪、冯友兰、朱光潜、胡适、陶行之、黄炎培、梅贻琦、马寅初、沈钧儒、茅以升、竺可桢、李四光、童第周、梁思成、徐志摩、林徽因、郁达夫、梅兰芳、苏步青、洗星海、叶圣陶、蔡元培等等，这些大师是中国历史上功名思想最淡的一群人，简直一片繁星，灿若星河！
直到现在，我们依然还在享受民国时期那一批“大师”留下的文化成果。最具讽刺性的是：眼下的中国，文化思想空前空虚，文化职称评定体系却空前发达。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，却连中国主流学术界都进不去，因为她进不了中国科学院，真是可悲。
所以，时至今日，即便中国还有的学术界、文化界、艺术界；有高楼林立的大学；有各种学术机构，但这些早于变味，里面供养着一批“伪知识分子”，以不断爆出各种“学术腐败”和“娱乐事件”而著称，已经跟跳梁小丑、娱乐戏子没什么两样。
中国走上了一条彻彻底底的世俗化之路。究其本质，这是中国畸形的体制和商业导致的，“伪知识分子”更不可能获得中国的尊重，所以网民叫“专家”为“砖夹”，唤“教授”为“叫兽”。新知识分子
当然，如今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和商业结构，已经被冲击的七零八落。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习大大主导的深化改革，使中国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尤其是互联网带来的“去中心化”和“链接”效应，使中国的重生迫切需要一批真正有文化、懂创新、又有正能量的新知识阶层充当社会的中流砥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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